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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湃新闻从清华大学获悉，意大利林琴国家科学院（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）6月8日正式公布2026年度“费尔特里内利奖”（Antonio Feltrinelli）获奖名单，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、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获得“社会科学国际奖”（International Prize in Social Sciences）。
汪晖是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亚洲学者。2025年，历史与道德科学领域获奖者为德国学者尤尔根·哈贝马斯（Jürgen Habermas，哲学国际奖）。过往获奖者还包括意大利作家伊塔洛·卡尔维诺（Italo Calvino，1972年获文学奖），德国哲学家汉斯-格奥尔格·伽达默尔（Hans-Georg Gadamer，1995年获哲学奖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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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成都出发，开了4个小时，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的巡回审判庭要“开进”平武县。开庭前，陈小容做了一件事：带着被告人吴某重走作案现场。那是一条根本没有路的路。沿着野生动物踩出的小径，走了一个多小时。两株太白深灰槭的树桩赫然出现在密林深处。直径半米的树桩上长满青苔，新芽从树缝里钻出来——它们被拦腰锯断，已经两年了。吴某站在树桩前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成铁二院副院长余琦主审此案。周某被判2年2个月；吴某因自首、认罪认罚，被判处拘役4个月、缓刑6个月，并处罚金3000元。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，二人需连带承担8000余元，用于购买经核证的林业碳汇，替代修复受损生态。回程路上翻开笔记本，陈小容写了这样一句话：“惩罚不是目的。让他们亲手把自己破坏的‘碳’买回来，这笔账才算真正算清。”
更难的是证据固定和生态修复评估。余琦带着团队徒步两小时进入案发溪流，和保护区专家一起蹲在溪边，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看，评估栖息地破坏程度。“那一刻你才真正理解，卷宗上那个数字，意味着什么。”这篇笔记里最着重记下的，不是庭上那些事。是庭开完之后。庭审是在案发地的一个大院进行的。旁听席是老乡们自己搬来的条凳。院里挤满了人，有被告人，有家属，还有十里八乡赶来的村民。判完了，法官们没走。他们把当事人和旁听群众召集起来，围坐在院子里。余琦在笔记里写道：“有些村民的眼神里满是不解。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”
“掰开揉碎，慢慢讲。”余琦在笔记里写，“从下午一直聊到天擦黑。”那年的8月，他们又去了一次松潘，联合当地法院和司法局，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巡河护溪。那一次，松潘县法院和他们联合发出了生态司法保护令，明确八项禁止性条款，还编了汉藏双语普法手册。成铁二院和松潘县司法局强化联动，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在缓刑考验期开展志愿服务，创新推进“恢复性司法+社会化治理”。
照片里5人在帐篷前举杯，在日出下大笑。这张本应记录友情的照片，现在成了对簿公堂的证据。她带着这张照片开启了庭前调解。一遍遍讲情理和法理，让原告家属明白，法律上这4名同行者不构成主要责任；也让4名被告明白，法律上无责不等于良心上无责。调解那天，照片就放在桌上。最终，4人自愿补偿家属，后主动加入户外安全义务宣传队。
案发地就在青川县白龙湖水域。庭审从上午9点持续到晚上。峥嵘在庭上花了不少时间释法说理——不是念法条，而是讲这片湖的历史。白龙湖是怎么形成的，库区移民当年为什么来到这里，这些年湖里的鱼越来越少意味着什么。他把这些掰开揉碎了讲，像是在拉一场很长的家常。旁听席上渐渐安静下来。那些原本带着抵触情绪的眼神，开始有了变化。休庭间隙，峥嵘靠在走廊的墙上，对书记员刘澳霜说了那天庭审之外的第一句话，“这些人都是修水库时候的移民，在这片湖上讨了几十年生活。要让他们真正认罪，光靠判刑不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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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款游戏设有“未成年人游戏监护”服务，专门处理未成年人充值问题。按照提示，陈先生先提交了监护人及未成年人身份证、出生证明等初审材料；又提交了监护人信息表、被监护人信息表、网络游戏未成年人家长监护申请书等5项复审材料，以及充值账单、账单实名人身份证照片、与未成年人的关系证明等一系列资料，结果7日后却被告知“此次充值行为不符合未成年人充值特征，无法认定是未成年人操作”。
有的商家虽未要求提供一份份的审核材料，仅需要提供一次证明，但看似简单的证明更难获取。来自四川成都市的李女士是“潮玩迷”，常在手机上购买泡泡玛特潮玩。她9岁的女儿误点推送链接进入抖音直播间，直接免密支付1199元。付款不到一分钟，李女士便发现并立即申请退款。起初，商家客服以“潮玩盲盒类商品属于特殊类商品，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”为由拒绝退款澳门威尼斯游戏官方，在李女士反复说明是“未成年人误拍”后，客服又改口称，需提供“未成年人误拍的影像”方能核实处理。这让李女士哭笑不得，“如果我有误拍影像的话，我还会看着小孩误拍吗？”
除了在证明材料上设置超高门槛，还有不少商家以“商品属性特殊”为由拒绝退款。湖北武汉市的雷女士11岁的女儿未经同意，用她的手机在大麦网花1799元购买了一张演唱会门票。付款5分钟后，雷女士便发现并立即申请退款。然而，票务客服仍反复以“未成年人观看演唱会也需要正常购票，一票一座”“演出票背后承载的是文化服务，并具有时效性、稀缺性等特征”为由拒绝退款。雷女士认为，商家刻意回避未成年人消费行为的法律效力问题，把“能不能看演唱会”和“能不能私自买票”混为一谈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部分平台未落实实名认证、人脸核验等基本义务，留下监管漏洞，为诱导充值提供可乘之机。福建福州市的林先生向记者反映，10岁的表妹在回森(K歌社交软件)上发布唱歌视频后，被陌生用户盯上。对方通过夸赞其“唱歌好听”诱导孩子进入无监管、无记录的私密房间，随后冒充公职人员，一步步哄骗、恐吓孩子为他人账号充值近3000元。
该手机软件仅需手机号一键登录，无需实名、人脸核验即可充值消费。林先生发现后先在软件内“未成年人误充值退款”窗口提交了监护人信息及监护关系证明、充值明细、孩子口述事情经过的视频等材料。但由于孩子已经记不清充值的账号，平台客服以“查不到对应消费记录”为由，对被诱导充值的部分拒不处理。林先生无奈提起诉讼，法院判决平台返还50%款项。
记者梳理多个案例发现，在未成年人退款纠纷中，家长被推到了举证第一线，不断补充材料、多方投诉、反复沟通。而纠纷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，平台与商家未严格落实实名认证与人脸核验，对诱导充值、私密房间等风险点监管疏失，部分平台甚至在大额支付环节不做任何二次验证等。本该由平台承担的身份审核义务，最终全部转嫁给家长事后举证。
“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退款难，症结在于身份难以验证——实名的是家长账号，实际操作的却是孩子。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，未成年人多使用家长账号消费，导致平台无法识别操作者真实身份，而且消费信息可能被孩子删除、动账通知未开通，使得取证困难。此外，也存在部分成年人冒充未成年人退款，导致平台对家长的诉求普遍持审慎甚至怀疑态度。
然而，刘俊海指出，平台掌握账号的后台IP、设备型号、操作习惯等关键数据，实际上比家长掌握更多证据，这种信息不对等让家长处于劣势。根据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》，平台有“守门人”责任，应当接入统一的电子身份认证系统，并建立网络直播发布者真实身份信息动态核验机制，不能仅靠注册时的一次性验证。还应进一步采取措施，合理限制未成年人的消费数额，建立打赏规范，不得诱导消费。
